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知识分子心中的阴霾，全国人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到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崇尚科学的风气，科学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青少年中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蔚然成风，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走过了30年。回首30年的历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然而，30年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前面的道路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不断地反思和总结，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走向前进。
为此，本刊特别策划了“纪念科学大会30年”专题，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亲历者的回忆和思考，也有伴随科学的春天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感受和思索，抚今追昔，希望能够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忆全国科学大会前前后后——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一席谈
■本刊记者孙伟林、孟玮采访 整理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提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家都会想到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是邓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科技界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您参加和见证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召开的整个过程，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科学大会？
吴明瑜：1978年科学大会是邓小平同志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谈到科学大会及其历史作用，就必须了解其“前因”“后果”。
邓小平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所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从1975年编起，就是从军队要整顿开始。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像这样的伟人，他的思索是不会停止的，他一直在反复思考和总结中国的经验、党的经验和他自己切身的经验。所以，小平同志1973年出来工作后，1975年就着手进行整顿和改革的探索。1976年邓小平在整顿中又被打下去的时候，对他而言是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现在翻开《邓小平文选》，从1977年初粉碎“四人帮”以后到科学大会，再到1978年底三中全会，从这个历史阶段来看，我想他是在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如何走，走向何方。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28年过去了，很多人粮食还不够吃，温饱不能解决，生活质量很差，所以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后来他说的更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出发，小平同志就联想到，既然要改变过去的路线，就要有勇气对毛泽东的错误做正确的分析。毛主席为我们的党、为我们国家建设制造的这条路线到底对不对？为什么“文革”结束时，经济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邓小平要对毛泽东有个全面、完整的分析，他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提法。怎么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怎么把我们国家重新引导到一个富强的道路上，这是他考虑的第二个突出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作为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要改变原来的路子从何着手？突破口在哪里？那就是邓小平讲的，要从科学技术着手。所以他多次的谈话，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份小平同志复出，5月12日他就约了方毅和李昌谈话；5月24日，他和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谈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小平同志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觉得，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
当时，小平同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谈话时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工业、农业都受到损失，但是损失最严重的是科学和教育，科学和教育损失了、耽误了十一二年。那时候宣传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口号甚嚣尘上，整个科学和教育是损失惨重。要搞建设没有人才、没有科学知识怎么搞，所以小平同志当时心急如焚啊！在1975年邓小平就决定各个系统的整顿，把科学的整顿作为一个重点。“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说邓小平“搞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在科学界打破个缺口。实际上，这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兴社会主义，必须从科学领域突破。
小平同志几起几落，他前后访问过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过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他看到世界的变化，有深刻的感慨。他看到世界面临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就是他对当时世界变化的一种反应。1977年复出，他一再地讲，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合资企业、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决定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深刻意识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举措。这就是中共中央1977年9月发出通知，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背景。
“就是赌咒发誓也要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如果我能挣挣扎扎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小孙子用手推车把我推到台前边坐着，我抽支烟，看你们在台上讲演，庆祝这个长征的胜利，我也分享这个快乐。”
记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当时在举步维艰的环境下，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向正轨的措施，科学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抗争和抵制，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吴明瑜：科学领域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有其前因的。早在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时就非常明确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胡耀邦奉命来中国科学院搞整顿。他是1975年7月18日受命，7月22日来到科学院，11月19号“批邓打招呼会”被停止工作，120天，但是就在这120天里，胡耀邦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进行拨乱反正，在科技界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和久远的。
胡耀邦在科学院深得人心，一是他的人格魅力，更是由于历史潮流。历史的潮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流不完的泪，站不完的队，家家有一段怨气史，造反派批别人，自己也被别人批，今天你批他，明天他批你。千千万万的家庭，上到国家主席，下到胡同的老百姓甚至农民，从今代的人到古代的人，都是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人们都厌烦了，人们都希望有个安定的时间，都希望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上去。多少的青年人希望学习，没有学习的机会。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国家的前途渺茫，人身的前途渺茫，科学的前途渺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实在惨不忍睹啊！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一百八十多位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80%的人受到各种批判，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打击、迫害，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十几人。比如赵九章，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搞人造卫星的科学家，是中国的地球物理学家；比如叶渚沛，他是中国著名的冶金学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在“文革”期间都被迫害死了。这是在北京。外地科研院所的人员受迫害更严重，比如在长春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几乎80%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逼死了十几条人命（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气得立即要吉林省委处理该所当时的军管会主任）。中科院“文革”前有一百多个研究所，到文革后期只剩下22个所。文化大革命十年对科学事业的破坏极其严重。
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耀邦在科学院搞整顿时说，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搞上去，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不一样的，政治是挂帅的，政治工作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我们如果政治工作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如果破坏了科学工作的发展，那就是反动的政治工作。在当时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觉得讲的真正是至理名言。他在120天中主持制定了《科学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
胡耀邦在离开科学院之前，1975年10月25日召开了科学院 “纪念长征30周年”大会。耀邦在会上深情地说，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是中间的一个，三大革命运动，科学有三分之一，科学极其重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科学现代化，就不会有其他的三化，所以，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奋斗。他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点个小油灯，在灯下看书学习，现在是什么条件，虽然还是很困难，但还是有电灯啊，要抓紧时间，最后这25年的时间，就是赌咒发誓也要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到2000年上个世纪末，他建议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开个大会，来庆祝我们这个长征胜利———“新长征”的胜利。他的讲话非常的感动人。他说，“我今年是60岁，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年轻人上来讲话了，不是我们这些人上来讲话了，如果我能挣挣扎扎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小孙子用手推车把我推到台前边坐着，我抽支烟，看你们在台上讲演，庆祝这个长征的胜利，我也分享这个快乐。”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台下成千的人都在流眼泪啊，唏嘘之声不断。情景非常感人，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5年底，“四人帮”精心策划北京科技界的批邓大会，作为他们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一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第一个战役。首先从批《科学汇报提纲》开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复辟”的先锋，胡耀邦是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大会是在首都体育馆开的，“四人帮”为了壮声势，搞了万人大会。胡耀邦当时因病住在医院，由李昌到会接受批判。当主持人宣布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大会开始后，不知台下谁给递了个条子上去，说批胡耀邦、李昌，我们都不认识，都没见过。会议主持人也没多想，就说，“李昌你站起来，下去走一圈，让大家看一看”。本来是要揪出来示众的，但李昌一站起来，全场突然爆发热烈的掌声，李昌绕场一圈，一路走下去，走到哪里，哪里就热烈鼓掌！当时场内安排了100多位记者和摄影录像的人员，新闻制片厂等等都去了人，这些都是姚文元布置好的，预定《人民日报》第二天的头版留半个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这么煞风景的事。批判会开始后，会场上的人就轰轰地往外跑，结果这个万人会场稀稀拉拉。拍电视的走到哪里，大家都用手来挡，所以拍电视也拍不下来。当时造反派的头子着急了，看人都往场外跑，就叫人把首都体育馆的大门都紧紧锁住，结果锁住也没用，人们跑到休息室不进会场，“批判会”开得一塌糊涂。这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学界人心所向啊，那时候已看得很清楚。
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振兴科学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奏。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一个字也不要改！”
记者：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攻坚战，当时也遇到了许多阻力和干扰。作为大会主要文件的起草人，期间发生的哪些事情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吴明瑜：1978年科学大会在会前充分地做了酝酿和发动工作。翻开《邓小平文选》，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主要讲话：《“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开会之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科学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这是预备通知，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号开会。通知上有很多很重要很好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二十多年来我们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我们的科技人员的努力，对它做了一个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来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因此，这个文件发下以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大家已经被发动起来了。
通知下发之后，我们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大会文件。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负责，会议四个大会讲话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会后收到中学的语文书里去了。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中，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是这样设想的，邓小平的讲话是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的政策，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邓小平讲话稿中的重要观点很多是根据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精神。邓小平在1977年作过很有名的“8月8号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并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我们在起草讲话稿时还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观论》中有一段专门讲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也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起草华国锋讲话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国家的首席领导人，那么他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去看望一下胡耀邦，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建议华国锋的讲话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里面，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当时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所以，我们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回来后就把两个稿子这么起草了。
这两个稿子写完以后，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的稿子很快得到反响，因讲话稿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和多次讲话精神，小平同志只在段落上和个别字句作了些调整。据《邓小平年谱》中记载，邓小平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的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从政治上分析。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关于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等具体的内容。邓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小平同志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他说“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技推动了其它的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最后的十几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这个为邓小平同志准备的稿子当时在科学院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阻力首先来自上层。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教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例举了 “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为什么我们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过去毛主席讲过的“团结、教育、改造”，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划定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邓小平的论断明确知识分子是自己人。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新闻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过一个电话来，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同邓小平同志讲稿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指多大的比例呢？而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这是把这么主要的命题改了，偷换概念了。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这个事情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它，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没有音响。我们着急，方毅更着急。突然之间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写的一个稿子，我们起草的稿子废弃不用了。华国锋的讲话稿仍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在他的讲话中还是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不从整体上来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
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讲话后，反应非常的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那时候七十多岁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确实，过去都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端，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自己人了。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就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会议还表彰了一大批全国各级的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大会的有5000多名正式代表，还有有关单位列席的，共有7000多人，这个会议影响很大很深。当时的会议简报，反映了会场上很多动人的场景和气氛。
人们都向上去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
记者：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科学大会与随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什么内在联系？
吴明瑜：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有两条：第一，振奋人心，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从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更重要的是迎来了新中国的春天。郭老的那篇讲话为什么感动人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的春天”这个概念，一下子解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本来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要挨批判挨整，谁受得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优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开拓新生产力的人不就是优秀分子吗？这是功莫大焉。科学大会从整个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都向上去追求知识、追求科学，我觉得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
第二，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过去动不动就批判科学工作搞基础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什么是脱离实际？邓小平的文章里讲，科学实验就是实际。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从自然科学来讲，实验是自然科学特有的实践。有了这条，过去对科学的无谓的错误干预就取消了。邓小平讲话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
知识分子问题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有人说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好像太低了吧？但是他不知道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初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自己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调动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才有新时期人才辈出局面的出现。
另外，科学大会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提法在观念上的突破，也为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一个舆论基础。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前后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是要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真理标准讨论是在1978年的5月份，全国科学大会在1978年3月份。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反应就是科学口，当时方毅同志主持科学院、科委和科协“三科”党组联合会，讨论真理标准，旗帜鲜明地表态，《光明日报》作了报道。科学界还召开了讨论真理标准的座谈会，由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政研室和自然辩证法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到会的科学家举了很多自然科学的例子，讲的非常生动，说明真理标准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比如毛主席说过这么一段话，自有人类四五十万年以来……大家说，这个话能不能修改啊，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根据掌握的知识来讲，人类已经四五百万年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识在深化嘛！再比如，“文革”期间对各门科学进行批判，其中包括批判计算机万能论，当时的科学家说，万能还说少了呢，当时的计算机至少有两万种以上的功能。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科学界就用科学的实践来证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这是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中国家部门最强烈的最系统的反响。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会永远进行下去，所以，应该总结历史经验。
记者：科学大会之后的30年，一方面是科学发展辉煌的30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不断改革、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的30年。30年前的科学大会留给我们哪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有哪些重要启示？
吴明瑜：1978年科学大会至今已经过去30年了，回首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辉煌成果，也遇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总结和反思。
第一是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问题，第二是解决科学工作的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第四个就是各种重大措施。
关于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从小平同志的谈话、科学大会以来，科学工作的地位基本上已经明确，因为已经不再有阶级分析这一类的政策问题，所以，政策里面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实质性地改变。
关于战略问题是和规划联系在一起的，有战略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战略体现在规划上。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来讲，50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有两次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次是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我们科学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变化。1956年，中央审时度势，看到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刚刚兴起、方兴未艾，中央决策要向科学进军。为此，中央决定制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一共制定了57项，从地质勘探一直到基础科学理论。同时，还组织了科学家进行讨论，最后确定四项紧急措施：无线电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当时还有两项没有公开的，就是原子弹和导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六项是代表着时代的最高端最尖端的技术，这就是战略，这就是党中央牢牢的抓住时代的尖端技术不放，这个紧急措施在当时是很大的魄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解决人才问题，因此制定了知识分子政策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十二年规划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1000多个课题，其中80%都已经完成了，这个统计还不是最精确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经过这10年，世界上所有的最现代的科学领域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基础，不仅有研究机构，而且高等学校设立新的系科。正是这十年的努力，现代科学正式在中国种植下去，刚开始要发芽。尽管中间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总体来说科学的成就还不错，“两弹一星”就是这么搞起来的。这是第一个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彻底抛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抱残守缺的弱点，走上了初步现代化的轨道，中国跨进科学殿堂的门槛，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停止了。
第二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科学大会以后，特别是到了1983年前后，迎接世界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的挑战，研究中国的对策。当时中央六个部门，组织部、宣传部、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科协、科委组织了在京局级干部的报告会，20个讲座，都是把握时代最尖端的东西，制定国家追赶计划，赶超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在中国，相应的有一系列的政策，当时我们制定了十几项国家产业技术政策，都经过国务院讨论过了。这第二个10年我们已经是在科学殿堂的院子里徜徉了，但是还没有登堂入室。
我感到中国的科学技术现在是到了第三阶段，应该登堂入室了。党中央提出来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要逐渐成为主流，这是个新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我们不仅要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成就，而且要发展出自己的新成就，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这是一个新的飞跃，当然可能要花上几十年，我们走上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子，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规划。
今后，我们科学发展的路还远得很，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永远不会衰退的，阶级斗争是特定时期的，但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会永远进行下去。所以应该总结历史经验，鉴往知未。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续写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载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杂志2008年第1期
五柳村2008年3月11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