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中国模式”面临考验 休自夸盛世

原中共中央党校官员撰文，指出“中国模式”存在三大问题，目前腐败盛行使中国的发展面临考验。中国官方媒体近几年来一直把“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当作宣传报道的重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成功经验。但日前，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却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指出，执政党中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所谓“中国模式”存在的三大问题: 第一，中国对适合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民主没有清晰的规划。第二，贫富差距拉大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唯一敌对势力是执政党内部的腐败，而不是“台独”、“藏独”、“东突”或所谓的邪教组织。文章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渡过眼下的全球经济危机。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就“中国模式”谈了他的看法：

“所谓中国模式也好，中国奇迹也好，主要是指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30 年 中国究竟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如果仅仅把GDP看作是唯一的指标的话，或许说可以说明一部分成绩，但事实上我们在GDP背后看到了一种高增长、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这样一种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不可能长久。如果讲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不如说官方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夏业良教授指出，中国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已使工人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对此，北京的法律学者赵国君指出，目前在中国新闻开放程度、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完善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30年如果有特色，什么特色呢？ＧＤＰ？经济总量？人均呢？高楼大厦，那么你看一看中国的所谓地方差异，市场有没有足够的自由？新闻有没有足够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程度有多高？法制到底前进了多少？丑闻大部分是行政滥权、越权、不作为。” 官方的人民网在今年的一项有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热点问题的调查显示，“反腐败”仍高居首位。吴江强调，中国的反腐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的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共产党如果不能治理自己的党员，怎么能治国呢？ 旅美社会学者刘晓竹博士认为，中国官商勾结的现实，使政府成为直接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根源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说到中国模式，中共的宣传舆论的引导是把所有的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在它的政治体制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问题很清楚，统治者也很清楚。腐败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呢？因为这个体制有既得利益。如何克服一党专制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着痛苦的内斗、纠缠甚至动乱。”

吴江强调，在热议“中国模式”之时，中国政府应当更加自警自检，绝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以免“一失策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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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王不留行

谈谈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王不留行

无意识也称潜意识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是深藏在人类头脑中的一种不由自主的精神活动。意识和无意识就象显露在水面的岛屿与隐藏在水面之下岛屿庞大的岩基， 浮现于表层很小的一部分是意识活动，而最具决定意义的部分都淹没在意识之下。无意识常常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潜力。

人们常把无意识与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但“无意识”概念并非弗洛伊德首创，在弗洛伊德之前，许多思想家、心理学家都提到无意识，但要说对无意识进行系统的研究 和阐述，乃非弗洛伊德莫属。弗洛伊德相信，一切现象的背后都存在因果关系，而人类的行为的终极原因就是无意识。据此他建立了一整套“无意识”的心理理论， 构成了其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荣格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后来因为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荣格进一步将无 意识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提出无意识只是“个体无意识”，在 人类心灵深处，还有一个建立在文化基底上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内容不像个体无意识那样由个人的感受的经验构成，而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 或种族，随着时间而积累的普遍心理认识。

集体无意识的最初产生，主要由人类的共同的经验，经过潜移默化而得来，具有遗传的特性，不需 要后天的学习获得。比如说很多人生来怕黑暗，这就是因为人自古以来在黑暗中受到惊吓痛苦经验，经过世代相传而成为集体潜息识。文学艺术的传播影响，对集体 无意识的发扬，也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统治者刻意的宣传，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把这种集体无意识称为社会无意识（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弗洛姆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社会的特征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光靠行政措施是不够的，还 要从思想上使大多数人接受统治的合理性，这要依靠各种解释、承诺和谎言来达到，使其成为大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社会无意识。

中 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的关联性思维、集体主义及其人际关系讲究亲情等特点，使中国特别容易产生集体无意识，从古到今，集体无意识的概 念可说是比比皆是，（许多汉语成语就是这种例子。）对这些概念的是非对错，极少有人追究。例如“忠臣”这个概念；所谓“忠臣”，无非就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 大臣，他们常能在皇帝面前提出大胆而忠恳的意见，为的是让皇帝保住自己的社稷。其实，很少有“忠臣”是为当时的老百姓着想，更不用说为老百姓出头了。正是 这样的“忠臣”概念，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宣传，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人们认为“忠臣”就是好官。好官当道，人民就有希望。再举一个普通生活 中的例子，相声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一种曲艺形式，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听相声演员讲相声，因为它能让人发笑。而实际上，在当今的表演中，很多相声不要说无法让人 笑起来，更是索然无味，一点趣味也没有，可是，就是这样的相声，很多听众从头到尾还是咧着嘴在傻笑，因为他们觉得相声就是好笑。这也是集体无意识在作怪。

集体无意识有利有弊，利之处在于它具有凝聚力，能凝聚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同心同德，向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不仅是有利于统治者，如果这个目标 是能给大多数人造福的，对人民当然也是好事。但集体无意识更多地却是副作用，因为它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挥，一个社会需要不断的进步，创新思想是关键，集体 无意识的巨大杀伤力往往就会把新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随着统治和思想的高度集中，集体无意识更是得到了大发展，对 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全民集体疯狂的现象，我相信许多中国人仍会记忆犹新。虽说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解放思想，但集体无意 识仍然在中国人生活中——特别是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对这种现象进行反省和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只会限于形式。以下是影响中国当代 社会的四个最重要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剖析：

“中国不能乱”

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 １９８９年２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 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３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 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 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 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 ”，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 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 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 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 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 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 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 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 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 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 ”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 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 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 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 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 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 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 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 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 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 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 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 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 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 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 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 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 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 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 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 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 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 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 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 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 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 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 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 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 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 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 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 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 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 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 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 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 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 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 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当我们唱着“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梦想”，不就是表达这种诉求吗？

那么，怎样解决中国的 问题？只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才能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不便多谈，还是留给更有智慧的人来解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中国的 问题”的解决，是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中国方式”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来看，自从推翻满清以来，先是孙中山按照欧美模式建立了中 华民国，然后被毛泽东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邓小平又借鉴西方模式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都是模仿西 方建立的，其建党理念、党的纲领、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中国之所以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也有主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 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主观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彻底铲除封建思想。

毋容置疑，邓小平把中国人民从僵化的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了，使中国的 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也正是邓小平，为中国戴上了一个新的紧骨箍。《西游记》里的戴着紧骨箍孙悟空即使有千变万化的本领，也奈何不了唐僧念真 经。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就象戴着紧骨箍的孙悟空，无法达到新的境界。换一个比方说，如果当年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中国是“精神的巨人， 物质的矮人”，那么，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就是“物质的巨人，精神的侏儒”。时空变换，中国人的口袋里满了，脑袋里却空了。无怪乎今天的中国还会 有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还有精神寄托，尽管是空幻的理想，也总是能填补心灵的空虚；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除了拼命 的挣钱之外，心里却是空荡荡的。

□ 寄自美国

华夏快递WXCK200902c（本期2009年02月15日发）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

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亚洲周刊张鸣／知识精英忧虑：清末的政局跟当今中国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世袭制复辟，在清末是皇族内阁，当下则是所谓太子党问题。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一万起，而二零零七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九万多起，二零零八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二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麽大的国家，一年不过一万馀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

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儘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

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十二个内阁成员，九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五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

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士绅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麽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一九一一年已经历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赔款，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自己当政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馀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麽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著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

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