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中国模式”面临考验 休自夸盛世

原中共中央党校官员撰文，指出“中国模式”存在三大问题，目前腐败盛行使中国的发展面临考验。中国官方媒体近几年来一直把“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当作宣传报道的重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成功经验。但日前，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却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指出，执政党中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所谓“中国模式”存在的三大问题: 第一，中国对适合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民主没有清晰的规划。第二，贫富差距拉大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唯一敌对势力是执政党内部的腐败，而不是“台独”、“藏独”、“东突”或所谓的邪教组织。文章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渡过眼下的全球经济危机。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就“中国模式”谈了他的看法：

“所谓中国模式也好，中国奇迹也好，主要是指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30 年 中国究竟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如果仅仅把GDP看作是唯一的指标的话，或许说可以说明一部分成绩，但事实上我们在GDP背后看到了一种高增长、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这样一种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不可能长久。如果讲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不如说官方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夏业良教授指出，中国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已使工人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对此，北京的法律学者赵国君指出，目前在中国新闻开放程度、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完善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30年如果有特色，什么特色呢？ＧＤＰ？经济总量？人均呢？高楼大厦，那么你看一看中国的所谓地方差异，市场有没有足够的自由？新闻有没有足够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程度有多高？法制到底前进了多少？丑闻大部分是行政滥权、越权、不作为。” 官方的人民网在今年的一项有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热点问题的调查显示，“反腐败”仍高居首位。吴江强调，中国的反腐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的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共产党如果不能治理自己的党员，怎么能治国呢？ 旅美社会学者刘晓竹博士认为，中国官商勾结的现实，使政府成为直接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根源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说到中国模式，中共的宣传舆论的引导是把所有的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在它的政治体制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问题很清楚，统治者也很清楚。腐败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呢？因为这个体制有既得利益。如何克服一党专制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着痛苦的内斗、纠缠甚至动乱。”

吴江强调，在热议“中国模式”之时，中国政府应当更加自警自检，绝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以免“一失策成千古恨”。

网友推荐，自由亚洲电台播发。

谈谈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王不留行

谈谈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王不留行

无意识也称潜意识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是深藏在人类头脑中的一种不由自主的精神活动。意识和无意识就象显露在水面的岛屿与隐藏在水面之下岛屿庞大的岩基， 浮现于表层很小的一部分是意识活动，而最具决定意义的部分都淹没在意识之下。无意识常常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潜力。

人们常把无意识与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但“无意识”概念并非弗洛伊德首创，在弗洛伊德之前，许多思想家、心理学家都提到无意识，但要说对无意识进行系统的研究 和阐述，乃非弗洛伊德莫属。弗洛伊德相信，一切现象的背后都存在因果关系，而人类的行为的终极原因就是无意识。据此他建立了一整套“无意识”的心理理论， 构成了其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荣格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后来因为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荣格进一步将无 意识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提出无意识只是“个体无意识”，在 人类心灵深处，还有一个建立在文化基底上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内容不像个体无意识那样由个人的感受的经验构成，而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 或种族，随着时间而积累的普遍心理认识。

集体无意识的最初产生，主要由人类的共同的经验，经过潜移默化而得来，具有遗传的特性，不需 要后天的学习获得。比如说很多人生来怕黑暗，这就是因为人自古以来在黑暗中受到惊吓痛苦经验，经过世代相传而成为集体潜息识。文学艺术的传播影响，对集体 无意识的发扬，也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统治者刻意的宣传，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把这种集体无意识称为社会无意识（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弗洛姆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社会的特征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光靠行政措施是不够的，还 要从思想上使大多数人接受统治的合理性，这要依靠各种解释、承诺和谎言来达到，使其成为大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社会无意识。

中 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的关联性思维、集体主义及其人际关系讲究亲情等特点，使中国特别容易产生集体无意识，从古到今，集体无意识的概 念可说是比比皆是，（许多汉语成语就是这种例子。）对这些概念的是非对错，极少有人追究。例如“忠臣”这个概念；所谓“忠臣”，无非就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 大臣，他们常能在皇帝面前提出大胆而忠恳的意见，为的是让皇帝保住自己的社稷。其实，很少有“忠臣”是为当时的老百姓着想，更不用说为老百姓出头了。正是 这样的“忠臣”概念，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宣传，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人们认为“忠臣”就是好官。好官当道，人民就有希望。再举一个普通生活 中的例子，相声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一种曲艺形式，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听相声演员讲相声，因为它能让人发笑。而实际上，在当今的表演中，很多相声不要说无法让人 笑起来，更是索然无味，一点趣味也没有，可是，就是这样的相声，很多听众从头到尾还是咧着嘴在傻笑，因为他们觉得相声就是好笑。这也是集体无意识在作怪。

集体无意识有利有弊，利之处在于它具有凝聚力，能凝聚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同心同德，向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不仅是有利于统治者，如果这个目标 是能给大多数人造福的，对人民当然也是好事。但集体无意识更多地却是副作用，因为它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挥，一个社会需要不断的进步，创新思想是关键，集体 无意识的巨大杀伤力往往就会把新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随着统治和思想的高度集中，集体无意识更是得到了大发展，对 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全民集体疯狂的现象，我相信许多中国人仍会记忆犹新。虽说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解放思想，但集体无意 识仍然在中国人生活中——特别是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对这种现象进行反省和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只会限于形式。以下是影响中国当代 社会的四个最重要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剖析：

“中国不能乱”

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 １９８９年２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 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３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 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 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 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 ”，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 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 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 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 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 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 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 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 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 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 ”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 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 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 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 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 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 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 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 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 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 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 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 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 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 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 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 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 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 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 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 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 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 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 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 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 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 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 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 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 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 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 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 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 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 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 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 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 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 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 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当我们唱着“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梦想”，不就是表达这种诉求吗？

那么，怎样解决中国的 问题？只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才能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不便多谈，还是留给更有智慧的人来解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中国的 问题”的解决，是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中国方式”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来看，自从推翻满清以来，先是孙中山按照欧美模式建立了中 华民国，然后被毛泽东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邓小平又借鉴西方模式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都是模仿西 方建立的，其建党理念、党的纲领、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中国之所以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也有主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 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主观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彻底铲除封建思想。

毋容置疑，邓小平把中国人民从僵化的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了，使中国的 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也正是邓小平，为中国戴上了一个新的紧骨箍。《西游记》里的戴着紧骨箍孙悟空即使有千变万化的本领，也奈何不了唐僧念真 经。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就象戴着紧骨箍的孙悟空，无法达到新的境界。换一个比方说，如果当年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中国是“精神的巨人， 物质的矮人”，那么，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就是“物质的巨人，精神的侏儒”。时空变换，中国人的口袋里满了，脑袋里却空了。无怪乎今天的中国还会 有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还有精神寄托，尽管是空幻的理想，也总是能填补心灵的空虚；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除了拼命 的挣钱之外，心里却是空荡荡的。

□ 寄自美国

华夏快递WXCK200902c（本期2009年02月15日发）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

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亚洲周刊张鸣／知识精英忧虑：清末的政局跟当今中国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世袭制复辟，在清末是皇族内阁，当下则是所谓太子党问题。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一万起，而二零零七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九万多起，二零零八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二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麽大的国家，一年不过一万馀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

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儘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

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十二个内阁成员，九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五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

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士绅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麽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一九一一年已经历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赔款，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自己当政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馀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麽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著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

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学者。）

杜光：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

短命早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
（征求意见稿）
杜 光

1989 年的上半年，一份高举政治体制改革旗帜的杂志悄然诞生。在中国报刊史上，这大概是唯一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它得天独厚，别树一帜，本来可以为推 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一定的贡献。可惜，它只生存了半年，便被“六四”后的政治狂飙扫灭了。为了使这个短命早殇的婴儿留下一些痕迹，像一滴水融进大河 一样，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画卷上点染进自己的色彩，我作为一个最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事人，在这里把它从头到尾作一个记述。


一、概况

《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刊，研究会在筹备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要创办一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在研究会成立前后召开 的几次座谈会上，都把如何办好会刊列为座谈内容之一。如参加1988年4月17 日的会议座谈的，有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李忠杰、戴学正、王伟光、李小兵、庞元正、王怀超、姚鹏等；参加8月5日的座谈会的，则是校外的青年学者，如黎明、 王至元、符国栋、王焱、荣敬本、朱家明、武欣、白南风、王军涛等。他们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成立研究会发表了许多高见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创办政治体制改革的 专业期刊，并且提出了一些办好刊物的建议。如：办刊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追逐短期效果，应该一开始就打出自己的特色；要在众多的刊物之林里找准自己的 位置，不能目光短浅地追求新闻效应；既要从理论宣传的角度出发，注意普及性，也要有一定的深度，具有前瞻性；既要有改革理论的研究，也要反映实际工作中的 问题，刊物容量可以大一些；每一期都应该有一两篇调查报告，提供政治体制改革的典型经验；除了公开的刊物外，还可以办一份内部增刊，讨论一些比较尖锐、比 较敏感的问题，在内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也可供高层参考；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仅是民主问题，还有观念的问题，制度、机构问题，还牵涉经济 体制改革，办刊的视野应该宽一些，栏目可以多一些；等等。

8月11日，我们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申请登记，12日便得到了批准，并发给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12。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由我担任主编，副主编是王贵秀、石肖岩、田夫。编辑有7人，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是：冯仑、李健、李兴国、周为民、柏铮、姚鹏、盛斌。

要 办刊物，最紧迫的事情是组织稿件。在研究会的理事、干事们的努力下，在大体有了两期多文稿的情况下（包括预约的稿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计划在 1989年1月15日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为十六开本，96页，后来各期也都保持了这个规格。刊物每份定价1.95元，初期订户六千多，加上赠送和保存， 每期印了一万册，开支印刷费、稿费等约一万八千余元。预计达到一万订户就可以收支平衡，但没有达到就停刊了。

创刊号设置了10个栏目，包 括“京华寄语”、“述评”、“座谈纪要”、“对策意见”、“经验介绍”、“争鸣园地”、“考察报告”、“个案分析”、“时论摘要”、“有史为鉴”等，发表 了21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和介绍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胡振民的《破除“官本位制”》，张宗厚的《建立法治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黎鸣的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论我国当前改革的出路》，王逸舟的《政治现代化七议》，吴稼祥的《腐败的抑制：三种机制及当前的选择》，崔佩亭的《建立商品 经济新秩序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都不乏创见，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浓厚的亲切感、新鲜感。

在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上，增加了“海外纵横 ”、“时政随感”、“采风录”等三个栏目，除了8篇关于机构改革的文章和8篇“时论摘要”外，还有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走社会主义议会民 主之路》，吴敏的《还权于政》，王振耀的《新制度的发育与体系化——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人事制度十年演进及面临课题》，陈复东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农村商品经 济新秩序的孕育》，罗立为等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出路》等。这些文章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5月15日出版 的第3期增加了“宏观思考”栏目，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包心鉴的《论人民大众的参与》，李淳的《在完备的法制基础上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李根深的《从制 度建设入手解决党政机关廉洁问题》，王伟光的《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动乱》等，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同期还登载了廖盖隆的《五四运动和当代政治体 制改革》，王小平的《腐败与政治现代化》，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前三期还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内容：一是连续三期都有《政治体制改革大事 记》，记录了我国社会从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到1988年10月底的政治动态，为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一个有意义 的内容是第2、3两期载有以《采风录》为题的民间谚语歌谣述评。鉴于作者的《“采风录“小序》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把它全文转记在这里：

“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采集民间的诗歌谚语以了解民情政情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就记载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民歌民谣往往是 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的深刻而形象的反映，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不同侧面映照出人民纯真的感情和简朴的希望。因此，收集民间的歌谣谚语，从中了解民心所 向，发现社会某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是改进我们的工作——从体制、作风到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捷径。

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来说，民心向背 是是事业盛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古语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句话就简练而深刻地表述了这一真理。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 迅速发展，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与震动，在这个不断变动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倾听来自群众的呼声。当然，民谣民谚一般是以漫画式的夸张语词来反映社 会问题的，所以有时不免失之片面，有时甚至是以扭曲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我们不能要求它具有科学定义的缜密性，就如同不能要求漫画与照片相同一样。包含在民 歌民谚中的合理内核，有时会比某些严肃的科学论断更值得玩味思索。我们设置‘采风录’这个栏目，就是想开辟一个反映群众爱恶和企求的窗口。希望我们的党政 机关和广大干部，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了解民心政情，‘观风俗，知得失’，进而做到‘自考正’。如果能起到这么一点作用，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 2期评述了4条“时风”，如：抨击检查团腐败的“检查检查，吃了不查；验收验收，有礼就收。”讽刺“三不式”干部的“喝酒七八两不醉，打牌一两点不睡，干 好事样样都不会！”。第3期也有4条“时风”，如为胡耀邦抱不平的反讽民谚“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公仆不能下。”（按：最后一句应为“小 平不能下”，有人提出不要提邓小平为好，最后改为“公仆不能下”，印出来后我有点后悔，不改多好） 还有一首是赤裸裸地描述社会众生相的：“富了投机倒把的，奖了弄虚作假的，提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奉公守法的。”

在杂志上刊载讽刺时政的民谣，可谓别开生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这样做的杂志。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再尝试一下？

第4期在7月初就已经印好了，其中也有一些颇为可读的好文章，但因为对一篇文章意见分歧，没有寄发就销毁了。具体情况下面再说。

这 份短命的杂志在形式上也有些特点。第一是目录采取直排，每期占两页，从左到右，独特而醒目；第二是从第2期起，在第1页介绍本期某些文章的主要内容，读者 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本期有哪些精彩的篇章；第三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标题前，列出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精彩文句，读者在阅读全文前可以有一个总体的 印象。这里说的后两个做法，现在有些杂志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但第一种做法却很少见。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 作，除了终审全部文稿外，还担负起版面设计、审读一校清样（为了修改版面）和三校清样（定稿付印）的工作。因为其他工作较多，这些编辑工作经常只能放在晚 饭后做，往往做到一两点钟。虽然比较辛苦，我却因为这份杂志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而乐在其中。当然，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矛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 次，我曾经戏称之为“内忧外患”：两次“内忧”，一次“外患”。

二、第一次“内忧”

第一次“内忧”发生在1989年2 月。我把一篇题为《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编进双月刊的第二期。这篇文章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写的，在此 以前，他写过一篇相同内容的文章，发表在部队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在军委总政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他对那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补充，经由一位参加政 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研究生，交到我的手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使军队 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文章认为，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不符合军队国家化的要求，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关系不顺，军队发展脱离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 整体规划的要求，军队建设离开国家法制的保证，决策缺乏透明度”，“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文章还提出：“现有的军队内部领导体 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党的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党委把权力交给行政首长”。我很 赞同他的观点，略加修改就采用了。

有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表示了不赞成发表的意见。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军队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文章 的内容又比较敏感，我们杂志初办，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千万不要“触雷”。我认为，军队国家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晚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提 还有谁敢提？何况这个问题已经在部队的内刊上发表过，引起了讨论，我们不过是扩大讨论的范围罢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要用。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和研究会内部 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不同意我的做法，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也出来干涉。我成了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只好在三校清样时把这篇文章撤下来。

应 该承认，当时把那篇文章撤下来是有必要的，常务理事会也有权过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却由于情绪偏激，一时无法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在筹备杂志并确定由我担 任主编的时候，有人提出成立编委会，我不同意。我主张实行主编负责制，有问题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常务理事会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实行主编负责制。我认为， 这次撤稿事件，意味着常务理事会违背了对我的承诺，今后事事干涉，我就不可能再独立自由地开辟这片新天地了。思想一钻进牛角尖，做事就缺乏理智了。3月2 日晚上，我写了一封给常务理事会的信，现在重读，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我把信的全文抄在下面，使这个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能列进《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短暂的历史里。

老史并常务理事会诸位：

关于《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一文，我尊重并接受 常务理事多数的裁决，把它从第二期上撤下来。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常务理事会收回对我作为杂志主编的授权，而我也就没有义务再留在主编这个岗位上。当然，为 了减少第二期的政治损失（我不能不痛心地指出，这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庸人自扰心理造成的），我可以作为编辑部的普通成员，对版面进行技术处理。但这是我对编 辑部的最后义务，此后即不再同编辑部发生任何关系。

与此相联系，我与诸位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合作基础也已不再存在，因而也无法再担任干事长的职务，诸位另请高明吧！

杜光 1989、3、2.

这封很不像话的信后来有没有送出去？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可能是写完以后，出了心头的气，信就没有往外送了。事实上我还继续担任着研究会干事长和杂志主编，撤消文稿的事，并没有影响我后来的工作。

三、“外患”

大概是在4月下旬，我收到我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随信附来纽约中文《世界日报》3月17日的剪报。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篇伪造的新闻，读起来颇有点惊心动魄。新闻不长，题文照录如下：

公然鼓吹多党制 触犯天条 官方杂志出纰漏 自打耳光

（本报香港讯）据十六日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北平流传的一个消息说中共在最近突然收回了一本被认为内有鼓吹多党制文章的期刊。

北平的消息说，这一份杂志是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创刊号。它是在三月初才刚上市，但不久即被收回。据悉，下达回收令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鲍彤。肇事的文章，是由该刊总编辑杜光所撰，题为《建立党的多样化》的论文。

鲍彤目前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也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般相信，他一直是赵紫阳的亲信，也是中共党内主张较大幅度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人物。

杜光的论文首先介绍当前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特别说明，这些国家已允许知识分子和工人可以自行建立政党。因此，杜光认为，在苏联集团国家的政治改革目前已超过了中共所进行的改革幅度，中共不能也不应该忽略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杜还指出，多党制拥有相当多的优势，如果能有其它的党存在与共产党共同竞争，争取人民的支持，那么中国共产党将能被有效的监督。同时，多党制也可以监督政府使它变得更有效率，在此情况下，中共就可以解散它的纪检部门和监督机构。

此外，杜也建议中共裁撤设在政府部门与商业部门的党组织，他认为这将有利于共产党本身的体制改革。

据 说，中共中央撤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其创刊号中还有一篇文章，鼓吹全面的军事改革。这篇论文由吉林省军区的一位军官所撰，文章说，裁 撤军中的政治部门是符合专业化的做法。他认为共军中的各阶层的政委都应加以废除。目前共军中的政委享有和将军同等的待遇。

分析家说，鲍对于杜的文章未经批准即行刊登极表不满，由于政治气候的改变，他决定收回原先所刊登的文章。连赵紫阳这种强烈支持改革的人都说中共永远不会采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虽然中共下令收回这本杂志，但是在市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这份杂志在流传，中共目前仍极力在收回漏网之鱼。上周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则又刊出了一篇立论不同的文章，不过鲍彤仍拒绝处罚该杂志的总编辑杜光。

这 篇报道十分明显是捏造的，它虚构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仿佛真有其事；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语气。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如关于军事改革的文 章所出现的分歧，并不是毫无根据。至于多党制的问题，我曾在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过看法，其中有些内容，如关于“有效的监督”，和他们的报道有着“ 奇异的类似”。在当时，这个问题是十分敏感、十分尖锐的，只能放在脑子里，在会议上说出来，已经是非常大胆了，哪里还敢写文章？我到现在还纳闷，他们是怎 么会获得这些信息的？关于军事改革的文章，争论发生在2月底，他们3月16日就引用了。这说明《南华早报》的驻京记者是十分善于猎取信息的。但他们根据这 么一点点信息就造出那么个弥天大谎，就太离谱了。

但既然这事牵涉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我，还要加上鲍彤，我当然不能置之不理。5月10日，我给《南华早报》发了一封信，同时抄送纽约《世界日报》。信是这样写的：

“南华早报”主编先生大鉴：

鄙人最近获悉，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三月十七日转引贵报三月十六日报道，谓中共中央决定收回由鄙人主编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创刊号，所述与事实完全不符。为此，特向贵报提出抗议，并申明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号及第二期先后于一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出版，出版后即向各地订户发行，从未收回。

第二，本刊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斯会乃群众性学术团体，现有会员一千五百余名，包括北京及外地之学者、教师、政策研究人员，与官方机关并无组织从属关系。杂志对研究会负责，独立工作，并非“官方杂志”。

第三，贵报不仅声言本刊创刊号上载有鄙人所撰“建立党的多元化”一文，且对此本属子虚乌有之论文内容详为介绍，一如果有此文且曾目睹者，鄙人深感骇异。

第四，鄙人文章既非事实，则贵报所谓鲍彤对鄙人文章“极表不满”，“下达回收令”以至“拒绝处罚”鄙人等等，更无从谈起。

以上种种，望能以适当方式澄清，以正视听。

另邮寄本刊创刊号与第二期各一册，当有助于祛疑去讹。本刊初创，切需各界鼎力相助，至希贵报给予支持指教。

顺致

撰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 杜光

1989年5月10日

给 两报分别发出这封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当然也谈不到“以适当方式澄清”。2003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座谈会，收到一张名片，上面印的是“《南华 早报》驻京记者”。我同她开玩笑说：“你们《南华早报》还欠我一笔债呢！”并把十几年前的事告诉她，她说回去后问一下。我没有期待什么答复，欠债一说，不 过是“闲话一句”罢了。

四、第二次“内忧”

在第3期编完付印的空隙里，有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送来一篇文章，题目叫《莫斯科三月选举侧记》，那是她的在莫斯科留学的男朋友叶自成写的。作者细致生动地描述了1989年3月间发生在莫斯科的人民代表选举运动，深刻地介绍了、分析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

叶 自成在文章里介绍说，叶利钦因为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认为犯了“政治错误”，被迫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的职务，1988年初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同年11月底，叶利钦向人们表示，他宁愿不当部长也要当人民代表。在将于1989年3月举行 的苏维埃换届选举前，叶利钦被排除在党内提名的候选人之外，但全国有二百多个选区提名他为候选人。他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中心内容：第一是建立法治国家，一切 权力归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共产党都应向苏维埃报告工作；制定全民公决法，人民代表有权要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 构，把现有的90个部委减少到15个左右；制定新闻法，使新闻机构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第二是实现社会公正，反对特权；所有公民，从清洁工到国家元首，在享 受物质福利方面应该一律平等；取消各个特供商品和特供商店；保护弱势群体，关注贫富不均现象。第三是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要转到关心人民生活的轨道上 来；削减国防开支；实现“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大幅度地减少经济管理机构。叶利钦的竞选虽然受到党组织的排挤，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来宣传他的政纲。他在 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必须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向苏维埃报告工作；他声明没有支持多党制，但应该允许媒体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在党内和苏维埃内部，应当允许有派别 存在；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应该直选；阿富汗问题应交人民公决，而不应由少数人决定；等等。

3月1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 审查叶利钦在竞选时的言论。同一天，《莫斯科真理报》刊载了一封攻击叶利钦的信。这两件事激怒了许多群众，人们自发地印发支持叶利钦的传单，纷纷举行支持 叶利钦的集会。他们提出：“支持叶利钦，就是支持公正、平等、公开性和民主化！”“请投叶利钦一票，他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你们不怕引火烧身的人！”叶自成 的文章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投票日之前的最后几天，支持叶利钦的运动规模由小到大，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一股‘叶利钦飓风 ’，席卷了整个莫斯科。”叶利钦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

4月1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总结选举的社论，提 出：“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为什么党委会支持的许多候选人在许多地区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又有一些党委会不希望在代表名单中出现的、党的机构没有好 感的人（例如波.尼.叶利钦），突然变成了得到人们强有力支持的人?”党报在这里所提出的，正是“叶利钦现象”的核心问题。

叶自成在文章 里分析道：“叶利钦现象”的产生，首先，是苏联改革的产物，是公开性、民主化的产物，它表现了苏联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正是人们“追求公正”的心理，促使 他们去支持叶利钦。其次，人民支持叶利钦，因为他们看到了叶利钦的突出的可贵的个性，他敢于牺牲个人利益去捍卫他认为正确的立场。第三，选举叶利钦，反映 了人们既支持改革，又对近四年的改革没有带来明显经济利益的不满情绪。

我在读到这篇文稿时认为，苏联出现的“叶利钦现象”，对于在中国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值得向中国人民、向党政领导人员介绍。但文章有三万多字，实在太长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删节，最后压缩到约两万字，编进第 4期。不料，第4期付印后，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刊登的人认为，文章的内容，不论是“叶利钦现象”本身，还是叶利钦在竞选中提出的观点，都是非常敏感 的问题。文章写的是苏联的情况，但杂志一发表，就成了针对中国现实而发的了，这样做的风险太大。这时已经是“六四”以后，风声鹤唳，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 感。有人劝我在刊物上登载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和四中全会公报，以冲淡那篇文章的影响，降低它的分量。这是一个低级的拙劣的主意，我无计可施，只 好照办，改版后签字付印。但这样还是解除不了反对者的担心，他们请出研究会顾问、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在邢贲思主持的调解会上，他说，这篇文章不错，如 果在文艺性的刊物上发表，问题不大；但在你们这个刊物发表上就不合适了。我无法抗拒，印好的一万册杂志只好放着，最后全部送造纸厂销毁。

1989 年7月28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决定研究会暂停活动，会刊也停止出版。我觉得会刊的六千多订户订的是全年的刊费，可以考虑出一期5、6期的合刊，向读者作 一个完满的交代。其他常务理事接受我的建议，但提出了一个我难以苟同的条件：一定要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而四中全会精神既歪曲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诉求的学 生运动，又批判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要求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杂志贯彻反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不亦难乎？加上我接着就在中央党校的大会上，被常务 副校长薛驹宣布停职审查，更使我的处境维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凄然殒命。

五、小结

《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已经不可挽回地殒逝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遗憾，也是社会的遗憾，我们民族的遗憾，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由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决策导致的血 腥镇压，使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的民族诉求被无情扼杀，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这个恶劣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不迈过这个坎，政治体制依然处于专制主义的笼罩之下，所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总有一 天，近20 年前被雪藏的政治体制改革终究会迎来重生的曙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类的杂志将会重新作为理论园地和改革尖兵，活跃在中华大地上。我这样希望，也这样 相信.（2008年11月20日完稿,12月13日改定）

海外关注胡锦涛说“不折腾”：不再使国人劳民伤财

北美华人网站倍可亲（backchina.com/news/2008/12/19/22781.html - 17小时前）据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刘越山18日电报道：

北京政情分析专家普遍认为，胡总书记关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表述颇具新意和深意，凸显了中央排除干扰和杂音，不走老路和邪路，全力推进改革的决心。特别是“不折腾”一词由总书记讲出，让老百姓感到很亲切，折射出中央领导人对民众心态的了解。

显中央排杂音决心

中国着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向本报表示，胡总的整篇讲话是一篇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意在表达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三不”表述鲜活有力，耐人寻味。

他表示，前一时期，内地出现了一些否定、怀疑改革开放的杂音，胡总所说的“不折腾”，应当是对这一倾向的有力回击。“不折腾”可以理解为：中国30年的 改革成就不能否定，倒退回头没有出路。在当前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不会“摇摆不定”，还将继续坚定地向前推进。同时，“不折腾”也反映出 以胡总为首的中央对“瞎指挥、胡折腾，劳民伤财”的深恶痛绝。胡总在提醒全党，要克服官僚主义及拍脑袋决策行为，不要急躁冒进，要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统领 改革开放。

谢春涛注意到，总书记的讲话全面总结了30年来党的基本经验，提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观点，既鲜明坚决，又精闢地回答了中国将向何去处。

海外多个网站转发了这条消息，国内一些论坛上也有贴出。

杜光：哪里来的“某某某集团”

——漫议反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几篇反对普世价值的文章，一个新概念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某某某集团。一篇文章认为批判陈奎元的文章是“某某某集团的大反攻”，含沙射影地说什么“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如何如何，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某某某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某某某集团。”

我不禁心中纳闷，赵/紫/阳从1989年被逐出领导岗位后，就被变相监禁在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连老朋友、老部下都很难见到他，怎么可能纠聚起一个集团出来。2005年去世的时候，要向他遗体告别的人，无不受到无理的刁难。三年多了，怎么会突然跑出个“某某某集团”来。难道他到了泉台还能召集旧部，陈兵点将，发动对陈院长的反攻？他什么时候指定了接班人当那个集团的“新头子”？又怎么会成为“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哪些人的“当前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又准备怎样来“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这些问题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当我把这一切还原为一种历史现象，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林林总总的历史构件之后，就感到豁然开朗。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赵紫阳是何许人也？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无不清楚，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老百姓“要吃粮，找紫阳”时的省委书记，到掌控改革大舵的国务院总理，他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线，排除万难，破浪前进。八十年代的所谓“胡赵新政”，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是最民主自由的新时代。胡耀邦主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他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抵制，保护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社会的底线。胡耀邦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调和鼎鼐，保证了赵紫阳在改革大业中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人物。编造“赵紫阳集团”的神话，说明这些人对赵紫阳开辟的改革路线切齿痛恨，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更使这些毛派人士怀恨在心的是，赵紫阳粉碎了他们先辈发动的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赵新政出现危机。反改革的势力乘着反自由化的浪潮，开大会，写文章，作报告，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行反对改革之实。他们欢呼“又是一个春天到来了”，得意忘形地肆意诋毁改革。当时有所谓“倒退论”，认为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根源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扩大论”，提出要把反自由化运动扩大到经济领域；“噩梦论”，觉得改革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泛滥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全面泛滥，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压倒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力量受到压制”，“讲马克思主义还要转入地下”；“等同论”，把宣扬自由反封建和反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提倡自由民主就是反社会主义。从这些论点，不难看出他们反自由化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改革的。一些思想文化界的名人4月间在河北涿州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掀起反自由化高潮的誓师会，会上成立了几个大批判组，列出了一些大批判的题目，要在各个领域“摧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和基础”。中央宣传部发布正式文件，把反自由化列为全年的中心任务；新任中宣部长更是扬言“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针对这些气势汹汹的反改革浪潮，赵紫阳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后，于5月13日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大会”，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已经扭转，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这样，他就巧妙地既承认反自由化的必要，以免触怒那些主张反自由化而且掌握着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又把反自由化严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范围内，从而打破了那些人妄图掀起一个反自由化运动，把火烧到经济领域，进而否定改革、把社会拉回毛时代的梦想。毛派第一次的反改革高潮就这样被赵紫阳粉碎了，他们的恼火是可想而知的。

1989年赵紫阳被赶出政坛，毛派人士欣喜若狂，他们打出了两面旗帜，一是姓“社”姓“资”，如：北京有一家报纸在1990年2月22日发表题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提出究竟要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化改革的问题；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的庆祝大会上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是当前有些文章大谈“资改派”、“社改派”的历史来源）。有些报刊文章的标题就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重提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等等。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新现象，如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建立特区、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个体户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指斥为姓“资”。有些文章直接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那个由于偶然的因缘际会登上高位的领导人，甚至扬言要让私营企业倾家荡产。这些动态，反映了这股势力要扭转改革方向的意图。在这些反改革趋势的影响下，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倒退，大量私营企业撤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危机就在眼前。

另一面旗帜是反“和平演变”。他们召开会议，发表文章，出小册子，危言耸听地说：“苏联东欧已经被演变过去了，下一步就要演变中国了”。1961年6月5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由高级官员参加的党建研讨班，直接以反“和平演变”为主题。会上有人提出：“和平演变”有三个社会基础，一是占据了领导岗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三是知识分子。接着，全国有许多部门甚至部队的单位也召开类似的研讨会，反“和平演变”之声，一时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在有的会上，有人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来一次，现在已经两个七八年了，该来一次了”。

如此等等直接间接地反对改革的言论，特别是说改革姓“资”，实用主义者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猫论”、“摸论”就是最鲜明的实用主义），“走资派还在走”，都是邓小平所无法容忍的，于是就有了1992年春天的南方之行。他一路走，一路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著名论断。邓小平以他的高度的政治权威，敉平了反对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并没有就此罢休，九十年代中期的几份“万言书”，反映了他们力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努力。如《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些以反对改革为主旨的“万言书”，虽然激起小小的波澜，但没有产生什么强烈的反应。倒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引起了某些毛左派的狂怒。他们开会声讨，撰文征伐，指斥厉有为“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宗旨和纲领”，着实鼓噪了一阵，却没有产生他们所期待的社会效应。

近几年来，旨在反对改革的“万言书”式的大作多次出现，但都掀不起反改革的高潮，问题在于缺乏吸引社会关注的适当的切入点。“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虽然仍可利用，但这两面旗帜破旧不堪，缺乏新鲜感。就在这个时候，普世价值的概念横空出世，为毛左派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顾名思义，指的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价值观念。它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出现的，需要经过认真的探讨，不断充实丰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所有文明成果，只要具有上述普适性，都可以纳入普世价值的范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讲信修睦等等，就应当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

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集中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而且被说成是“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在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旗帜，率领民众，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神权君权统治，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一方面，由于“人人生而自由”、“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理论观念的普适性；另一方面，这些理论观念已经被证实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所以，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的民族和国家的先进分子，无不将这些观念引以为反封建反专制的战斗口号。于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便最先成为世界性的价值理念。

但这些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还不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在于按照这些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几百年来，这些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思想理论界的各家各派在对它们的阐述上各有侧重），而体现这些价值理念的制度，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趋于完善，更具普适性。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终结。人类按照普世价值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将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进步的过程。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嫌烦琐地叙述这些道理，是因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立的制度。他们反对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取代一党专政、全面垄断的现有制度；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表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是一切社会弊病的总根源，要把社会放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就必须参照普世价值的理念，改革政治体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实际上是又一次的反改革的高潮。

与前两次反改革的高潮相比，这次反改革的力量已经具有了许多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改革在江泽民时代走入歧途，各领域都出现了全面的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他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日益频繁，伦理失序，道德沦丧，民心不安，社会动荡。这些现象扩展了反改革的社会基础。毛左派正是利用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把这一切社会弊病都归因于改革开放。但他们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改革，所以在批判普世价值的同时，重演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时的故技，挑起姓“社”的大旗，自命为“社改派”，而把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士斥之为“资改派”。“赵紫阳集团”就是他们从“资改派”演化出来的新式武器。

稍有当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三十年前从安徽农村发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八十年代发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胡赵体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健康发展的新路的伟大实践。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中华民族得以扬眉吐气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铁三角”，却仍不失为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最高层政治结构。遗憾的是，邓小平是一个两面性非常突出的人物，当他自认为统治权力和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那维护统治特权的专制性就压倒了推进改革开放的民主性。他先是砍掉了左膀胡耀邦，引起了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但只有三四个月就被赵紫阳压下去了；接着他又砍掉了右臂赵紫阳，导致了长达两年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他不得不离开反改革气焰高涨的北京，到南方去发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讲话，才打退反改革的叫嚣。

可见，改革开放是“邓胡赵体制”的产物。为什么毛左派单挑赵紫阳开刀呢？这是不难理解的。邓小平的历史威望和民间对胡耀邦的崇敬，使反对他们带有更大的风险。赵紫阳则不同，他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领导者，又是早已被当权者打翻在地，去世三年多，死无葬身之地的政治受难者。拿他来祭旗，既可以否定过去的改革开放，又无政治风险。而把那些锐意改革者纳入“赵紫阳集团”，要他们为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负责，把老百姓的怨气怒气都转移到他们身上，就可以为复辟毛式专制扫清道路。这大概就是毛左派祭起“赵紫阳集团”这颗“番天印”的如意算盘。

这些毛左派真是玩“时间差”的高手。谁都知道，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全面腐败，权贵、豪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等等，主要是从江**当政的九十年代才严重恶化的，这时的赵紫阳被幽闭在家，毫无行动自由，怎么能让他来为此负责呢？这是往前打的“时间差”。还有朝后打的“时间差”，就是把江时代造成的恶果，都算在胡温的账上，向胡温反攻倒算。署名为李必胜者所写的《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卑劣用心。

与第一次、第二次的反改革高潮相比，这次高潮来势更猛，火力更旺。如果说，前两次的口号还主要放在要求当政者改弦易辙上，那么，这次的目标却提高到了改变领导格局的高度。这就不禁使人们浮想联翩，他们是想借助于帮派势力呢，还是被帮派势力所利用，或者，是与帮派势力沆瀣一气？

这个扑朔迷离的背景，使这次改革反改革的斗争显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也许，更加漫长。前两次高潮有赵紫阳、邓小平那样的权威人物站出来平息反改革的叫嚣，这次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吗？

2008年12月16日

邓伟志等学者上书叫停普世价值之争

普世价值之争：北京新一波批资潮 学者上书叫停

（加拿大新闻商业网www.newnews.ca 12月18日讯）亚洲周刊纪硕鸣／北京又掀起新一波批「资」热。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长足进步下，一场紧锣密鼓的大批判开始了，焦点是「普世价值」，有人将 之看作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批之，抱火猛烈，也有人作出反批驳。新一轮批「资」潮令人心生疑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否已经到了可以争论姓「资」姓「社」 的时候了？

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等四位学者最近上书中央，要求叫停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上书的学者包括上海一位研究价值观发展史的专家，有价值观发展史专著；一位新权 威主义的理论家及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不过邓伟志认为不方便透露其他人的名字。他们要求中央叫停争论普世价值，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仍在发展期，需要维护安 定的社会环境。

当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前无借鑑，后无经验，姓「资」姓「社」与其空泛争论，不如以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

事隔多年，姓「资」还是姓「社」又摆上台面，批「普世价值」上纲上线，有政治扩大化倾向。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邓伟志说：「我们提出，普世价值是学术问 题，应该在学术界讨论，而不应该以权势介入，否则，有不同意见就不敢表达了。」上书中表示，普世价值其实质是讲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问题。邓伟志表示， 就说自由平等，你说相对真理也可以，你说是相对中的绝对真理也可以，看什麽条件，条件变了是可以转换的。「用哲学观来说明，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麽现在 要大动干戈呢？」

邓伟志等学者强调，应该去「泛政治化」，「理论讨论要和外交政策相衔接，我们刚刚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又马上批普世价值，这样的做法，是否还会 产生其他的国际政治影响？」上书认为，普世价值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如没普世价值，还谈得上与国际接轨吗？目前的批判，已引起国外猜测，不要再在国外的 猜测上火上浇油。

前一阵，北京也曾对民主社会主义有过争论。邓伟志认为，批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明智的，民主社会主义可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一样，但要从国际统一战线来考 虑问题。邓伟志再三强调：「中国没有很多的成本作无谓的争论，对有些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泛政治化，不要因此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还 是在探索阶段，尤其是与国际接轨方面。」

二零零八年，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但仍然还没有走完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发展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邓伟志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更应该谨慎。我们从斗争到和谐，现在在纪念时，也不要斗争，要和谐。」

在公开场合，邓伟志曾多次提及，这三十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者，一个个都倒楣了，只有 一个半人没有倒楣。胡福明起草了第一稿，遇到过压力，后来逃过一劫。还有半个是沉宝祥。有人说，他在中央党校不是主流，吃不开。「凡是讨论真理标准的都不 香了，为什麽？」

当年由胡福明起草、经《光明日报》理论部修改讨论形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再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孙长江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文章整合，终成历史宏文。现在孙长江被限制「出场」，发文章难度很大，不能刊照片，当时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共理论家吴江的名字后来也少见了。最 近，邓伟志出版了个集子，有意将他与孙长江的合照刊出，并写上「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执笔人合影」。

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改革开放」，但邓伟志觉得，过程中总有一隻无形的手，限制了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人。市场经济需 要无形的手，但这隻意识形态中的无形之手，不时阻碍中国的改革发展。「这次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麽，又是一隻无形的手在起作 用。」

二零零八年初，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处于特大暴风雪之中，北京思想界也有人颳起批判风暴。一月二十五日，《环球时报》发表北大教授潘维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 念的竞争》文章，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五月开始，电视评论家司马南在博客中连续发文，讨伐南方 报系（主要是《南方週末》）宣传的普世价值。此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从《求是》杂志到《环球时 报》、《人民日报》，掀起了一股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社会上一批文人批「普世价值」，背后是否另有悬念？据悉，中宣部长刘云山有一次在会上也讲：「什麽普 世价值，还不就是美国价值。」

不过，中国主要领导似乎并不排斥普世理念。国家主席胡锦涛零六年四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 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十三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胡锦涛和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 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到：「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 解。」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显然是对普世价值概念的表达。温家宝也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 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邓伟志认为，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党内还要来打恶仗、混仗，不利于安定团结。「当年毛泽东在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都看作为普世价值，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奥运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是普世价值；承认联合国宪章，就是普世价值；加入WTO，承认其中的规则就是普世价值。大 家共认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当然也有个性，中国有中国的个性，上海有上海的特色。邓小平讲，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表明市场经济就有普世价值，但我 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有特性。既有普遍性，又有个性。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还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这里讲『一切』。人类人类是一类，是同类。是 人就要讲人道。这也是一种选择。我国常常发表人权状况白皮书，既有普世也有国情。人类文明有很多，我们都要吸收，那就是吸收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

网上有关批判及反驳的文章很多，邓伟志看了几十篇相关资料，他认为赞同和反对的都有合理的成份，但是双方都犯有把自己的赞同和反对加以延长的毛病。真理是 具体的，多走一小步就会成谬论。有人说，普世价值就是美国价值。他也不赞成这样的普世：「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怎麽就成了美国价值呢？你把凡是讲民 主的，你都将之说成是美国价值，这不合理。我们不能把民主的旗帜让给美国。反对的，也有不合理的成份，最典型的是讲，没有普世价值就不能开放，这有扩大化 的成份，这些都超出了学术，走了极端。把对方的意思延长之后，当靶子来进行批判。」

曾担任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的邓伟志以敢言著称。如今他没了这些头衔，但社会学家的责任没退，他说：「退 要裸退，还要进入裸学，做彻头彻尾的学者、彻头彻尾的社会学家，要有社会学家的良心、责任、视野，要有睿智。」事实上，邓伟志所接触的知识分子对批判、争 论「普世价值」，大家是冷淡的，「否则不至于要领导人亲自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