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春节拜年，盛传谢韜“救党”之声

今年春节，我回到上海与弟妹子侄一起团聚欢度，初七早晨回到济南。１０时，几位老友即光临寒舍聚谈，见面就问我：“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可是邮局不上班，杂志送不到，你可知道？”原来春节期间，老人们互相电话拜年，最关心的话题是打听这篇文章，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有在职的也有退休的。
我笑道：“当然知道，因为我从网上下载了，昨天才读完，是当年的胡风分子、人大的前副校长谢韜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风曾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原著，谢因而成为‘胡风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见丁抒《阳谋》?0章）
谢文是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谢韜在文末写道：“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大家为什么特别关心这篇文章呢？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那是一个假定，一个推论。中国人为了证明它是真理，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几千万人的生命，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对它表示怀疑，拷问。现在，谢文横空出世，观点前卫新颖大胆，而且是发表在极有权威性的杂志《炎黄春秋》上，甚至于传说该文已经列入准备十七大的文件之中，因此成了今年春节老人们关心的头号事件。坦率地说，作为经历过见证过中国巨变的我们，现在更加感受的是盛世危机，更加关注的是共产党的前途。就像如今禁止高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说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共产党“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有人质问道：你这不是耸人听闻吗？君不见上海滩上高楼如林，势压纽约，曾经拔得头筹的国际饭店、黄浦江边那些罗马式、维多利亚式、乔治亚式的建筑已经从“高楼”的名录中开除，只具有“历史建筑”的价值。春节期间，哪里不是灯红酒绿，笙歌艳舞？哪里不是舟车满载，游人如织？你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怎么老是耿耿于怀，神经出了毛病，眼睛里光看到太阳中的黑子呢？
大家知道，上海出了个陈良宇。上海人作何观感？我发现可能多数上海人都淡淡然冷冷然漠漠然。陈良宇？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老百姓管得了吗？共产党的官谁不贪？老百姓只要有工作做，有饭吃，就满足了。他有本事他就贪。揪了陈良宇，还有张良宇、王良宇揪，揪不揪？陈良宇手上不是还建起了这么一些大楼吗？陈良宇就是因为贪污因为养情妇才倒霉吗？江泽民不是还想让他１８大接班吗？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管当官的？谁说话谁倒霉，你没有整怕？……
一位关注时局的朋友说，他刚刚去察看了中纪委工作组的住地，大门仍然紧闭，警卫仍然是南京军区部队。这证实了广泛的传说：调查仍在进行，双规对象还在扩大。市委发言人为了安定民心，信誓旦旦地宣告：对陈良宇的问题，一定会作负责任的交代。但是，整个整肃过程，都是禁绝媒体介入，也不让司法介入。如果在民主国家，地方主管官员的问题，怎麽能够背离地方议会（人大、政协）、警察、司法，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查处呢？
从CCTV4频道和深圳卫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那边的民主情形。为了一点芥豆大的贪腐问题，对总统、总统夫人和总统女婿，媒体、警察、司法联手动作，穷追猛查，毫不放松。百万倒扁，扁却未倒，虽然我们看去有点过分，但体现了一种民主。与之形成对照，大陆这边的肃贪反腐，媒体噤声，司法垂手，百姓没有知情权，完全是党内暗箱操作。
有一个年轻人问我：现在到底有没有清官？我说：有，肯定有，也不算少，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朱镕基不是以清官下台自居吗？他的一百口棺材吓着了谁？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坏了三个。连亲信都管不了，他还能管谁？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凡官都贪，但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个机制问题。不改变一党专权的制度，就阻止不了官吏的贪污腐败。
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至今已经９０年。积９０的实践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救不了苏联共产党，也救不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不久之前，胡锦涛的智囊俞可平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人浮想联翩，现在主流刊物《炎黄春秋》又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更引起人们的猜想。
我向朋友介绍了谢文的若干观点。谢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这是对苏东解体的根本原因所作的深刻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俗话说，真理愈辩愈明，可是，从邓小平以来，以“不争论”为最高准则，不许争论辩论，好像是把对手都打倒了，其实是当局者自己丧失了话语权。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要“崛起”，却不许争论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实行愚民政策和愚官政策，造成全民的昏昏和官场的昏昏，最后造成昏昏然盲盲然的就是执政党自己。
谢文是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所撰序言。谢文介绍了辛子陵论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的思想理论观点，并非是始终一贯的。以前我们只知道有一个青年马克思，就是他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异化理论。这和１９４８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产生了抵触。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周扬还因为作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因此，我们始终以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这种误读，我写了《就是要刨马克思主义的祖坟——读马氓〈五驳马克思主义〉》。马氓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五大错误：一、反动的资本理论， 二、反科学的商品、价值理论，三、反进步的剩余价值理论， 四、反人类的阶级斗争理论，五、灭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我加以发挥道：我们确实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而不是感情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它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谬误。
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经是好经，就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确，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一个不同于一个，因为共产国家的领袖首先是教父，同时时代也的确有变化，总不能刻舟求剑，需要“与时俱进”，所以他们都要打出自己的高招，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与领袖的权威性，但是他们仍然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今天不刨掉马克思主义这座祖坟，那就只能谬种流传，贻害无穷。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一本好经。
我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盲人骑瞎马，把无知当高明。现在，由谢文知道，还有一个晚年马克思，一个回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马克思。谢韜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在上海，我到交通大学和几位五十六年前的初中同学聚会，说起这篇文章，我的同学现在交大校史馆馆长的叶敦平兴奋地说，他１９６０年毕业于人大，谢韜是他的老师。这位研究马列主义的教授，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到英国时，特地去曼彻斯特参观过，发现那里的工人都住在花园别墅里，生活富裕安逸，哪里还需要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啊！对此，他感到强烈的震撼。怎么能够把马克思自己扬弃了东西当作法宝呢？
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传人自命的共产党，竟然不顾马克思自己已经抛弃的观点，拿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的修正、篡改当做旗帜，误己误人，至今还在迷误之中，而不能自拔。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学习陶渊明呢？陶渊明辞官回家途中，反省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错了就是错了，“昨非”就是“昨非”，死抱着“伟光正”只能自欺欺人。
谢文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 ，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这里特别请注意，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不是新发现，早已有人一再证实。
现在，中共给党员最高的礼赞就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CCTV１每天都插播一个《红色记忆》的专题，对于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纪轻轻的党员，很多大概还是文盲的“烈士”，总是赠送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谥号，盖棺论定，叫人听了哑然失笑。邓小平说，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更不知道了。给六十、七十、八十年前的那些“烈士”冠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简直是莫大的嘲弄。请问，既然中共党内有无数之多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怎么能够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地玩弄权术？怎么能够心想事成地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今天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怎么会前赴后继不绝旋踵呢？
谢韜给丁弘写信道：“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在这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变局面前，胡锦涛作何选择？最近国内左派和右派都在呼喊：要争论！胡锦涛能够继续坚守得住“不争论”的阵脚吗？ （2007年2月25日于山东大学附中）──《观察》